“十四五”規劃編制已全面啟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為何注重中長期規劃指導？
“十四五”規劃編制已全面啟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為何注重中長期規劃指導？
來源：中國高新院 achie.org
日期：2020-09-18 點擊：次
總書記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指出用中長期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種重要方式。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以中長期發展規劃統攬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五年一個臺階，十年一個飛躍，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實踐證明，中長期發展規劃既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當前，“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已全面啟動。“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在這個背景下，了解和認識中長期規劃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作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首先，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求。按比例發展是社會化大生產時代的共同要求。馬克思指出，“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資本主義生產組織形式的無政府、無計劃性，導致周期性產能過剩和經濟危機不可避免。徹底祛除這一病根，要求國家有計劃地、自覺地組織社會生產和流通，以計劃的自覺性、能動性去消弭市場調節的自發性、盲目性。經濟發展的有計劃性有組織性越來越高，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特點和趨勢。當然，計劃的實現條件和呈現方式不僅需要各國依據自身情況進行摸索和創新，而且在社會主義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也有所不同。
其次，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是一個自覺推進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是社會前進的根本動力。歷史地看，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新社會的誕生都是因為它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已經成熟，為了適應更高的生產力水平，新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最后“破殼而出”。由于這一更替過程并沒有某個理論來指導，我們稱其為自發的實現過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與發展則是一個自覺的推進過程，這是它的特殊之處。政府除了要為經濟活動創建制度規范以外，通過中長期規劃來指導經濟社會發展，也是其重要職能之一。
第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趕超型特征決定其建設進程的計劃性。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劃線，我國面臨西方大國長時間的集體封鎖。我國的現代化道路起點非常低，如果沒有國家對經濟運行的直接干預，實難突破低收入陷阱和完成工業化所需的資本原始積累。新中國利用計劃手段，在極低的收入水平下為工業化發展積累了巨額物質資本，奠定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物質技術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政府果斷放棄了指令性計劃管理手段，實行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但是我們并未放棄發展的計劃性這一制度優勢，而是繼續制定并實施五年計劃。“六五”以來，隨著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推進，五年計劃的定位和功能逐步轉型。十四大報告明確指出“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十一五”將“計劃”改成“規劃”，內容更加突出戰略性、政策性和綜合性。十七大報告提出“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健全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十九大報告提出“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五年發展規劃作為黨中央治國理政的重要方式，是聯結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企業、國家與個人、當前與長遠的紐帶。
五年規劃見證中國發展奇跡。迄今為止，我們已經實施了十三個五年計劃。“六五”以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完全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絕大多數“五年計劃（規劃）”制定的指標都提前并且超額完成。五年計劃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縮影：“六五”讓國民經濟邁進穩步健康發展軌道；“八五”期間我國提前五年完成翻兩番戰略目標；“十一五”期間，我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十二五”期間，世界銀行按照購買力平價估算，我國經濟總量已超過美國。今年，“十三五”規劃即將收官，標志著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和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
一是組織動員。從我國經濟運行的實踐來觀察，五年規劃就是一個有效的激勵體系，通過它可以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首先，國家設定奮斗目標，規劃發展藍圖，可以動員全黨上下、社會各方為實現目標而共同奮斗。其次，五年規劃的執行依賴于目標管理體系。尤其是針對約束性指標，中央政府實施目標責任制管理。總體目標被分解為地方目標、部門目標、年度目標、重點工程目標，層層化約、層層分解，直到成為無數個體參與的摸得著、看得見的具體行動。上級部門還要對目標實現情況進行跟蹤評估、督促檢查，從而不斷地促進目標實現。
二是統籌協調。五年規劃充分貫徹了“重點突破和整體推進相結合”的原則，強調的是“兩點論”。首先，規劃部署的重大政策、重大項目、重大生產力布局以及重大改革任務等，都是為了解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性深層次重大問題。比如，“十三五”規劃確定的重大項目和重大工程有160多項，涉及科技創新、結構升級、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和民生改善五大方面。這些工程和項目在各領域發展中一般具有基礎性、關鍵性、引領性和戰略性作用，既惠及當下也立足長遠，體現了國家發展的總體戰略布局，是調整經濟結構、增強發展潛力、引領未來發展格局的重要抓手。其次，五年規劃作為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具有統籌重大戰略和重大舉措的時空安排功能，有利于從宏觀上協調各類跨時期跨部門跨區域的資源配置，平衡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矛盾。總體而言，科學編制并有效實施中長期發展規劃，有利于維護國家發展戰略的連續性穩定性，避免或者減少貪大求快、目光短視行為，減少公共資源浪費。
三是目標導引。五年規劃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藍圖和行動綱領，還具有“舉旗定向”功能。對微觀市場主體來說，由于市場形勢像天氣一樣始終充滿著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此時，中長期規劃確定的國家戰略目標、經濟政策取向等信息，就起著“天氣預報”的作用，幫助它們了解國家戰略意圖，了解市場環境的變化及未來發展方向，從而增強市場主體的行為理性，減少投資和生產的盲目性。從宏觀層面來看，國家計劃不僅僅是宏觀調控的手段，而且在整個宏觀調控體系中發揮著統領導向功能。各類政策的目標、手段、工具等都要服從和服務于國家發展戰略規劃。同單純依賴經濟手段相比，此種體制機制設計能夠從根本上統籌協調各種利益關系，有利于增強整個宏觀調控體系的前瞻性、針對性與政策協同性，形成調控合力。
有領導、有計劃地發展經濟具有巨大的體制優勢，它已經被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改革、發展實踐取得的輝煌成就所證明。本質上看，用中長期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彰顯了黨和人民在經濟發展中的主體性和自覺能動性，這完全不同于新自由主義那種由自發市場主導的經濟治理體制。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歷史發展有其規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只要把握住歷史發展大勢，抓住歷史變革時機，奮發有為，銳意進取，人類社會就能更好前進。”我國開創并且日益完善的由中長期發展規劃引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恰好體現了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