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是建設科技強國的內在要求，是發展新質生產力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科技創新對產業創新起到支撐與賦能作用，產業創新是科技創新的價值實現載體，對科技創新起到反哺和引導作用。當前，存在產業需求對科技創新的嵌入和引導不足、科技創新賦能產業創新存在梗阻、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片段式”融合難以形成持久性合作關系等問題。因此，要突出產業需求導向推動科技創新，加快應用新模式和新技術促進科技成果賦能產業創新，不斷創新體制機制，加快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

關鍵詞 科技創新；產業創新；融合；創新生態

當前，我國正在加快建設科技強國，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已成為搶占科技競爭制高點、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舉措。2024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扎實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助力發展新質生產力”。[1]2025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抓科技創新，要著眼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既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果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生產力”。[2]同時，習近平總書記還指明了工作重點和思路，“抓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要搭建平臺、健全體制機制，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讓創新鏈和產業鏈無縫對接”。[3]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速增長階段憑借要素低成本優勢形成的“大進大出”“世界工廠”模式難以為繼，通過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提升產品附加值，已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必然選擇。從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角度看，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標志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提升。當要素投入不變時，產出仍能有所增加，則是依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科技進步，二是要素配置的改善。所以，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內在要求。

一、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豐富內涵

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是指二者在創新主體、創新資源、創新過程等多個層面的深度整合和協同，具體表現為通過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升級，通過產業創新為科技創新提供市場需求和應用場景，二者相互驅動、相輔相成。[4]

（一）科技創新對產業創新的支撐與賦能

科技創新是產業創新的關鍵支撐，能催生新產品、新模式、新產業。熊彼特將創新定義為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包括以下五種情況，分別是采用一種新產品或一種產品的新特性，采用新的生產方法，開辟新市場，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成為新的供應來源，實現新的組織形式。[5]這五種情況均直接或間接與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有關，特別是前兩種情況與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聯系更為緊密，實現新的組織形式通常也與科技創新有關。比如，企業扁平化管理興起的背后有信息技術的支撐。回顧歷史，人類歷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科技革命都會深刻重塑產業形態和生產組織方式，催生很多新產業，甚至帶來主導產業的變化，促進生產力的飛躍。特別是20世紀中期以來，知識和技術逐漸成為主要生產要素，科學技術一體化趨勢日益明顯，科學、技術、產業從逐步融合走向深度互動，產業創新越來越依賴于科技創新并成為科技創新的載體。[6]近年來，我國“新三樣”（新能源汽車、光伏、鋰電池）出口規模不斷擴大，國際競爭力不斷提高，這都與前瞻科技布局和技術突破密不可分。我國早在國家“八五”重點科技攻關計劃中就安排了“電動汽車關鍵技術研究”項目，投資1500萬元用于電動汽車技術預研。[7]國家通過“863”計劃、“973”計劃、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等科技項目和“光伏領跑者”計劃，持續支持光伏發電的基礎性研究和產業化技術。[8]

（二）產業創新對科技創新的反哺與引導

產業創新是科技創新的價值實現。當前，在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科技創新與產業化的距離更近，融合更緊密，使得雙向賦能的特點更突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傳統意義上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開發和產業化的邊界日趨模糊，科技創新鏈條更加靈巧，技術更新和成果轉化更加快捷，產業更新換代不斷加快”。[9]產業創新對科技創新的賦能，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產業創新對科技創新起到反哺作用。通過創新成果的產業化應用，收回研發投入，并為后續的研發投入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從而形成“研發投入—產業應用—搶占市場—打響品牌—獲得品牌溢價—提高利潤率—繼續加大研發力度”的正反饋機制。另一方面，產業需求對科技創新起引導作用，是科技創新極其重要的驅動力。恩格斯曾經深刻地指出，“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比如，在新能源汽車發展中，一開始由于續航里程短、充電樁偏少和充電耗時長等原因，用戶普遍存在里程焦慮。用戶的需求倒逼技術創新，包括電池技術的創新，提高能量密度和增加續航里程等方面。我國動力電池能量密度從2015年的150Wh/kg提升至2023年的300Wh/kg以上。[10]還有超充技術快速發展，實現快速補能，提高了充電效率。因此，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融合是一個雙向相互促進的非線性反饋過程。[11]二者相互賦能，螺旋上升。

二、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瓶頸制約

近年來，我國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融合度不斷提升。盡管如此，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兩張皮”的現象，亟待破解。

（一）產業需求對科技創新的嵌入和引導不足

當前，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瓶頸，主要表現在創新成果與產業需求不匹配以及兩者契合度不高等方面。應用性基礎研究與產業需求嚴重脫節，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方向與企業實際技術需求匹配度不高，進一步加劇了有效科技供給短缺的問題。[12]

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不順暢，主要是由于科技成果與產業應用的距離比較遠，甚至根本就不適合轉移轉化，根本上是由于產業需求在早期創新活動中缺席，對科技創新的引導不足，等科技成果產出后再千方百計轉移轉化，難度自然比較大。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2022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顯示，2022年，我國企業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48.1％，高校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3.9％。相比之下，高校發明專利產業化率遠遠低于企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點很明顯，即企業的技術研發和專利申請有非常強的需求導向，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應用，追求更高的經濟效益。相比之下，受制于考核制度，高校中許多研究側重于發論文、申請專利，主要是為評職稱、申報和完成課題、申報獎項、獲得榮譽稱號等目標服務，并不直接考核研究成果的市場化應用，自然會忽視研究成果的技術成熟度、產業化與社會經濟效益，導致創新成果離產業需求的距離較遠，甚至存在“鴻溝”。而且，企業的技術需求非常強調時效性，需要快速研發，快速迭代升級。相比之下，高校中科技創新活動的周期更長，形成研究成果后可能已經滯后。再者，在論文導向的研究中，提出的技術解決方案以“創新”為首要目標，并不太關注解決方案的成本、零配件供應等因素，而這些恰恰是技術能否轉化為成熟產品的關鍵因素。

歸根到底，科技創新體系仍普遍沿用“成果—轉化”的線性邏輯，沒有把產業需求作為科研創新中深度嵌入、協同推進的重要環節，結果必然是轉化難，產生對接慢、對接難等情況。[13]在半導體、先進材料和量子信息等關鍵領域，研發周期長、投入大、風險高，如果不能在科研活動開展伊始就與企業協同推進，更容易出現科技成果無法轉化的情況，造成巨大的浪費。

（二）科技創新賦能產業創新存在梗阻

近年來，隨著國家對科技創新的支持以及研發投入的持續增長，產生了大量創新成果。但是，由于信息不對稱等原因，科技成果在轉移轉化過程中存在各種“中梗阻”，導致一些科技成果閑置在試驗室里和“書架”上。

科技成果轉化鏈條初端的“最初一公里”存在明顯堵點，大量具有潛力的早期科技成果因缺乏驗證而陷入“死亡之谷”。針對源自科研探索的創新概念或初步成果，系統評估其技術可行性與潛在市場應用價值，從而有效降低后續轉化過程中的風險與不確定性，提升成果的內在價值，并吸引早期風險資本的注入。[14]概念驗證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早期探索商業化可能，可以降低創新的成本，給創新試錯的機會和空間，并且通過試錯推動技術不斷迭代升級，最終真正實現商業化、產品化。2017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印發國家技術轉移體系建設方案的通知》，提出建立開放共享的創新平臺，為技術概念驗證和商業化開發等技術轉移活動提供服務支撐。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要求深化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改革，加快布局建設概念驗證、中試驗證平臺。

（三）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片段式”融合難以形成持久性良性互動

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應是全過程的。但是，在實踐中，兩者常常是“片段式”融合，難以形成持久性良性互動關系。

從企業的角度看，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機制還不健全。我國企業大多通過市場購買或自主開發獲得新技術，以產學研合作研發的形式獲得的技術成果在實際應用中效果不佳，原因在于缺乏由企業牽頭并主導的應用性重大科技項目的合作機制，企業往往只投入資金而不參與實際研發過程。[15]目前，大部分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之間的合作仍以項目為主，缺乏長期穩定的合作，特別是從科技創新到產品創新、產業創新的全鏈條合作，融合的深度和可持續性有待提升。[16]一些政府主導的科研項目，雖然在選題等階段可能征求了企業意見，但是，企業后續的持續性參與則很少。因此，有必要推動科研機構在成果轉化后期繼續嵌入，通過聯合攻關、共享試驗平臺等方式共同推動技術的迭代完善。[17]

目前，我國專利的產業應用通常有三種方式：轉讓、許可、作價入股。大多是通過轉讓、許可的方式實現，一些復雜技術的產業化，從技術到“樣機”僅僅是第一步，離真正發展到成熟的產品還有很遠的距離，需要在各種使用場景中進行測試并不斷完善。所以，作價入股進行長期合作可能是更適宜的方式。在成果進入市場化階段后往往“交棒式退出”，成果輸出單位缺乏后續參與和反饋的平臺與機制，導致技術難以根據產業場景持續優化和動態迭代。[18]

三、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實踐路徑

針對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存在的瓶頸，需要精準施策。近年來，長三角地區尤其是上海在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上進行了積極探索，取得了一些經驗。

（一）科技創新特別是應用性基礎研究要強化產業需求導向

針對創新成果與產業需求之間存在“鴻溝”的問題，關鍵是要強化科技創新的產業需求導向，特別是在應用基礎研究和技術開發的早期，要充分調研市場需求。只有這樣，科技創新才能與產業需求相適配，技術供給才是有效的。

從實踐模式來看，征集技術需求、篩選共性技術，然后進行“揭榜掛帥”的模式被廣泛采用。2024年，上海與江蘇、浙江、安徽簽署《關于加強基礎研究合作的框架協議》，啟動設立長三角基礎研究聯合基金。圍繞長三角地區重要戰略需求，強化企業“出題”機制，深入挖掘和凝練基礎科學問題，組織和支持優勢力量聯合開展產業目標導向明確的應用基礎研究。上海與江蘇、安徽共同發布2024年度長三角科技創新共同體聯合攻關（基礎研究）項目指南，圍繞集成電路與電子信息、新材料與先進制造、人口與健康、生物與農業、環境與生態等領域，發布16條指南。2025年，長三角三省一市科技部門聯合開展長三角科技創新共同體聯合攻關重點“揭榜”任務工作，發布69項需求任務清單，面向有條件、有能力解決榜單需求的高校、科研機構、企業和創新團隊“揭榜”。

企業是產業創新的實際執行者。強化科技創新的產業需求導向，必須充分發揮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作用，這不是指科研方面的財政支出要更多地補貼給企業，而是強調企業是創新需求的提出者，是研發的主要投入者，是創新成果的應用者。產業的發展歸根到底要靠企業和企業家長期的努力，政府不能干預企業正常的經營管理和技術路線選擇，要營造既“親”又“清”的政企關系。尊重產業發展規律和企業經營規律，就是對產業發展最大的支持。

在科技創新過程中突出產業需求導向，企業必須深度參與、全過程參與，及時調整研究方向、技術路線，既當好“出題人”“閱卷人”，還要在參與的過程中當好“改題人”，及時發現問題并第一時間調整研究方向和技術路線等。可以將企業引入國家重大科技項目設計、論證和評估全流程。在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立項與布局環節，建立“產業融合潛力評估機制”，由專業機構或多元主體組成獨立評估團隊，圍繞項目的技術可擴散性、應用場景適配性、產業鏈嵌入深度、與國家戰略產業契合度等方面開展系統評估。[19]

從制度保障來看，要進一步改革和優化科技和人才評價制度。受考核評價制度驅使，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面向市場需求的主動性不足，偏重于追求“短平快”的論文產出和專利授權量等。因此，要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在職稱評定和人才評價等方面的權重。2024年，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發布了《上海市工程系列數字技術專業職稱評審辦法》，明確集成電路、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等14個數字技術新職業職稱評價標準。在高級工程師職稱的“業績成果要求”中，把“作為主要負責人完成數字技術領域技術成果轉移轉化項目，并取得重大經濟效益”列為可供選擇的條件之一。

（二）應用新技術和新模式促進科技成果與產業需求有效對接

為做好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工作，2024年10月，《上海市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2024—2027年）》，部署了6項行動共18項任務。截至2024年底，上海高校、科研院所和醫療衛生機構等科研事業單位技術合同認定登記20157項，成交金額365.93億元，比上年增長100.2％。

要善用新模式促進創新成果與產業需求有效對接。現實中，一些企業有技術需求，但技術開發投資額大，單個企業難以承受，而一些技術需求是共性的，一旦開發可以滿足多家企業共用。于是，眾籌模式應運而生。長三角國家技術創新中心探索構建了“自下而上”的產業共性需求聯合攻關機制，即由長三角國家技術創新中心籌劃組織，集合多家有相同需求的企業，共同眾籌出資，對接研發單位聯合攻關。實踐中，來自上海、江蘇和安徽的三家涂層企業共同提出鈦合金表面耐磨不足的問題，通過上述機制，共性技術需求被安徽工業大學鄭軍教授團隊承接并解決。三家涂層企業各出資50萬元，長三角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出資150萬元。該模式通過企業出資識別出企業的真需求，加上政府的資助，解決了關鍵共性技術難題。

要善用新技術促進創新成果與產業需求有效對接。創新成果與產業需求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一直是成果轉移轉化中的難題。當前，人工智能正在賦能千行百業，其在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領域的應用正在萌發。2025年4月，教育部等九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加快推進教育數字化的意見》，其中提到要以人工智能技術提高成果轉化效率。當前，人工智能技術被用來開展專利價值評估、技術評估、需求預測、需求挖掘、供需對接和概念驗證等科技成果轉化的具體工作，一批科技成果轉化的人工智能平臺紛紛上線。在2025年6月24日召開的長三角G60科創走廊科技成果對接轉化大會上，科技成果轉化“智者”大模型2.0發布，相比1.0版，升級后的“智者”大模型將以更強大的數據容量、更智能的算法邏輯和更高效的匹配能力，為全國范圍內的成果轉化提供支持。其科技成果庫規模已突破80萬項，企業需求預測超130萬項。同時，線上還有6萬名專家、6000家科研機構、7.5億篇期刊論文和1.5億項知識產權。當然，人工智能應用于成果轉移轉化才剛剛開始，還有一系列問題需要解決。比如，人工智能模型開發成本與開放性問題，如何與技術經理人協同發揮作用等。

（三）創新體制機制，破解科技創新賦能產業創新全鏈條堵點

實施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上海提出“賦予所有權+轉讓+協議約定”的全部所有權賦權等改革舉措。2024年，39家試點單位推進賦權成果215項，其中全部所有權賦權83項，轉化金額11.18億元，推動科研人員自主創業或合規整改的公司153家，吸納投資額超68億元。上海理工大學首個完全賦權案例“人形機器人”項目用時2個月完成1億元融資，上海仁濟醫院發布了《職務科技成果單列管理實施細則》。

培育培訓技術經理人。當前，我國技術經理人隊伍建設面臨供給不足、激勵不足、保障不夠和規范不足等問題。《上海市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2024—2027年）》提出技術經理人專精培育行動，具體部署了深化實施技術經理人引育工程、加強優秀技術經理人政策激勵、建立技術經理人職業化發展通道3項任務。2023年，東方英才計劃領軍項目（原上海領軍人才）中，兩位技術經理人入選，這是技術經理人首次入選上海市級領軍人才。2024年，上海探索以實訓為特色，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互為補充的技術經理人培養體系，開展技術經理人“淘展”活動、“淘金”合伙人計劃，以市場需求激發技術經理人活力。此外，2024年，國家技術轉移人才培養基地梯度化培養技術經理人4807人。

發展概念驗證中心，解決成果轉化“最初一公里”難題。2024年，上海布局建設了新能源、前沿新藥技術和集成電路應用等7家產業導向的概念驗證中心。首批高質量孵化器新微創源旗下“Auto—Chip概念驗證中心”和“Bio—IC概念驗證中心”揭牌成立。上海交通大學生物醫藥概念驗證中心推進15項概念驗證項目成功轉化，合同經費超2.5億元，45項概念驗證項目深入推進。

充分發揮科技鏈主型企業在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中的作用。鏈主型企業有精準把握產業共性需求、集成產業鏈創新要素協同攻關的優勢。引導鏈主型企業牽頭組織囊括產業鏈上中下游、大中小企業的創新聯合體，依托鏈主型企業的場景資源和創新資源等，建立開放平臺，完善合作共贏的體制機制，實現協同創新。2023年，上海市浦東新區科技和經濟委員會發布了《浦東新區大企業開放創新中心計劃高質量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3—2025年）》；2024年，發布了《浦東新區大企業開放創新中心（GOI）管理辦法》，大企業開放創新中心（GOI）是由行業龍頭企業或細分領域領軍企業發起建立，遵循開放式創新國際趨勢，吸引集聚創新力量實現協同創新的新型載體。在政策上，對經授牌的創新中心用于場地建設、提升開放賦能功能的支出予以資助。同時，還聯動知識產權政策、人才政策、金融政策等予以支持。在服務上，對重點GOI企業施行“一企、一檔、一專員、一寶典”服務。自2021年公布兩批GOI以來，已經公布GOI共107家，覆蓋亞歐美三大洲12國、13類硬核領域。在GOI計劃的推動下，開辟了30萬平方米創新空間，完成三千三百余次技術攻關，融資額達到86億元，34億元商業合作織就產業鏈生態網絡。通過該計劃，已有750余家科技企業在浦東新區落地生根。2025年8月，GOI計劃2.0正式啟動，標志著浦東新區大企業開放創新邁入能級躍升的新階段。

總之，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是創新鏈和產業鏈的充分融合，本質上是創新生態和產業生態的營造問題。生態系統具有主體多元、開放性、互相依賴等基本特點，政府、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和人才等都是創新生態的有機組成部分，政策體系涉及多元主體的多元需求，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全鏈條貫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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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21年度全國黨校（行政學院）系統重點調研課題“全球價值鏈演變背景下長三角地區產業鏈集群化發展研究”（編號2021DXXTZDDYKT028）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責任編輯：方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