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既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開篇之年。進一步塑造經濟轉型的新動力，凝聚深化改革的新活力，開辟創造創新的新思維，都離不開國家戰略的新抉擇，凝聚著頂層設計的新智慧。
　　
　　今年經濟步入新常態，把握可持續發展的機遇期，確立經濟發展的戰略至關重要。只有高屋建瓴，保持經濟戰略的智慧和定力，才能突破國際經濟環境惡化的干擾，不僅能避免美國加息產生的經濟波動，也能避開歐洲需求疲軟造成的經濟影響，還能規避新興經濟體貨幣危機的傳導，這都需要認清中國經濟運行的核心矛盾，培育經濟穩健發展的內在活力。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力推進，就能有效地化解國際經濟動蕩的挑戰，也就能克服自身經濟運行中脆弱的表象，也就能徹底對抗市場變幻的不確定性，也就能防止市場運行中短暫失靈的傷害，從而培養起靈活應對劇烈波動的反應機制，建立起化解極端“奇寒”狀況考驗的監管機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五大支撐點。
　　
　　首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變革首先體現在政策思維轉變的變革上來。筆者認為經濟的常態運行，是在供給和需求構成的閉環中循環，并形成螺旋式的不斷上升運動，最終推動了社會的全面進步和發展。具體有三大要點：一是刺激需求對供給形成拉動作用，新需求的產生必然給供給的增長提出要求，并推動供給端技術水平的提升，從而極大地改善經濟發展的水平和質量。二是改善供給對需求產生吸引力，新供給的出現也必然會作用到需求端，那些能夠滿足潛在需求的高技術供給，也將會推動需求產生猛烈的增長，從而帶動全要素生產率得到極大的提高；三是，供給和需求相互作用形成合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屬于改革的源頭。
　　
　　其次，中國經濟增長進入提質增效階段，供給側生產相對于需求呈現出過剩的特征。這種低端產品過剩的現象，根本不是全面意義上的過剩，而是產品檔次低、質量層次低、購買意愿低的過剩，主要是供給端忽視創新投入、不注重產品質量研發的結果，致使供給只滿足于低水平、粗加工、低質量的產品需求，實質上是一種不能滿足多樣化高端需求的過剩。因此，要促進經濟循環的健康運行，就迫切需要改變這種現狀。從問題導向入手追尋矛盾的源頭，就會發現施行徹底改革的指向，就在于供給側的結構不盡合理，所有焦點就一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經濟的痛點下決心推進供給側改革，就有助于化解產能過剩的矛盾。
　　
　　第三，需求端對經濟的貢獻更多靠市場的有效調節來實現，但供給側對經濟的作用更多是靠超前的引領示范來實現。
　　
　　筆者認為這表現為兩個層面：一方面，完善的市場對需求信號反應敏感。新需求產生直接向市場發出信號，市場的參與主體企業捕捉到這種信號，就會安排市場環節來滿足需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需求關聯著市場，市場是資源進行直接有效配置的場所，需求的最終滿足在市場中得以實現。另一方面，科學的示范對供給具有指導作用。一般來說，需求通常受到主客觀條件的制約，有一個追求層次和認知水平的限制，到一定階段很容易陷入低水平重復的怪圈，很難通過自我革命實現上層次上水平的突破，將導致需求升級的動力不足，經濟增長也走不出困境，而進入逐漸下滑的格局。這個時候，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增強引領示范作用，就能改善現有的消費結構，創造出與新需求相匹配的模式。
　　
　　第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局的關鍵點在于創新和創造。獨辟蹊徑找經濟持續發展的出路，出路就在于從供給側創造高質量的新產品。
　　
　　筆者以為供給側關聯著創新和創造，可以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既能實現制度創新，釋放改革的制度紅利，從制度層面推動社會生產率的提高；也能實現智力創造，促進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的大量涌現，徹底推動經濟發展的高技術含量，讓智力因素這種“活的勞動力”得到激發，發揮經濟增長的智慧效應，實現最有效率的智能推動。
　　
　　從釋放人類創智活力上來說，供給側改革優于需求刺激。創造創新是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靈魂，賦予了供給側改革一以貫之的靈魂：即始終最大限度發揮人的智力創造，以最大智能效應進行制度設計，以最大追求化解經濟困境，以最快速政策響應激發經濟增長活力，把勞動者創富熱情激發出來為目標。
　　
　　第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政策的主導作用，具有一定的計劃經濟色彩。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來，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影響，國家曾以計劃的方式，推出了“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著重刺激經濟中的需求端，甚至以政府擴大消費的方式，把消費端的文章做到了最大化。如今，面對新情況，要解決新矛盾，辦法只有回歸經濟原點推陳出新，創造性聚焦供給側才能化解矛盾。在某種程度上來講，經濟危機時刻的經濟發展戰略，更需要立竿見影的政策功效，政策主導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必將具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調。
　　
　　由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政策思維的逆轉性變革，也是改革措施全面革新的先導。供給側改革不但是結構性改革，著力解決高端需求的供給缺失問題，以及企業部門創新動力不足所導致的產品技術含量缺乏的問題，而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應該是計劃性改革，是國家戰略頂層設計的外化形式，將對應新計劃經濟和市場決定化經濟共同作用的范疇，以避免極端情況下市場失靈時，經濟信號可能產生的需求扭曲和供給失真，防范經濟運行中資源錯配導致的風險。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要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